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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间世》导演:我只是记录下最纯粹的故事

2020-05-27 11:55   来源: 互联网

3月3日晚上7点钟,上海南站,导演范士广与3名摄制组成员柯丁丁、谢抒豪、周圣乐,坐上了一趟往武汉运送物资的绿皮火车,在卧铺车厢里“咣里咣当坐了一夜”。抵达武汉后,一股电影镜头般的冲击感迎面扑来:“在我的有生之年,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是空的,没有人。”

在此之前,范士广已经在上海蹲点拍摄一个多月,记录这座大城市的疫情防控状况,没有精准的预期,只想着“能拍多少是多少”。拍到3月,忽然接到获批去武汉拍摄的通知,次日出发。

在武汉这座恍若静止的城市里,范士广待了28天。近一个月的时间,他与团队采访了上海援鄂医疗队的近百位医务人员,记录下隔离病房里的瞬间,视频素材长达3万多分钟。

日前,纪录片《人间世》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播出。作为总导演,范士广说:“有时反思,常常讲述,总是记录。支撑我们完成不可能任务的,不是艺术创作的激情,而是真实记录的使命感。”

记录真实并不容易。在火车上,范士广与成员敲定了3个蹲点医院:金银潭医院、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和雷神山医院。确定分工后,范士广每日早起搭车,在住处和院区之间往返,行程达100公里。在医院蹲守时,他们必须跟医护人员一样习惯穿四五个小时防护服,眼球被护目镜压迫得凸起疼痛,时常感到缺氧。“一生都不会忘记那种感觉。热是可以忍受的,但是缺氧受不了,是你怎么都克服不了的”。

记者出身的范士广曾奋斗在新闻深度报道一线,而纪录片与流动性强的新闻拍摄方法不太一样,需要“蹲守式拍摄”—— 深耕一个地方,去观察、熟悉、体验、记录,最后得出自己的观察结果。“通过蹲守式拍摄,才能和所有的医生、病人建立紧密联系,对这里的人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人和疫情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”。

“在红区,一个人穿着防护服,如果不写名字,你分不清这个人是医生还是护士,分不清年龄,甚至分不清性别。但是反过来想一想,这其实是让红区的故事更加纯粹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纯粹。”在那样一个“模糊个人信息”的环境里待了许久,范士广感觉自己对医护人员的认知更加清晰、深刻。

在红区蹲守时,范士广与一位护士坐在走廊聊天。她在这里照顾的一个病人前不久突然去世了,病人的手机留在了铁柜子里。去世那天晚上,手机不停地响,直到没有电。

另一个护士告诉范士广,护理完一个无人陪护的去世病人之后,她把床推到走廊里,坐在大概10米的位置,像亲人一样陪着他坐了10分钟。

这两件事对范士广触动很大。“进入疫区,我们真正观察到的,是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纯粹,是更为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”。

范士广意识到,无论是插管医生、护士还是清洁阿姨,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个人记忆。“我们不应该只有宏大的叙事,一定要有个人回忆与经验的叙事。”于是,在主体性拍摄之外,范士广开启了一个计划——采访100个医护人员,做一个口述史。

在制作时,范士广与后期剪辑师起了争执。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剪辑师,分集导演认为这个片子应该更像一个“片子”——叙事要有结构与逻辑,有精妙的设计和技巧性的勾连。但范士广认为,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想留存更多个人记忆,而不是因为剪辑需要把个人的记忆碎片化破坏掉。“不能为了完成叙事去消费别人。在重大灾难面前,我们要好好想一想,这么做是不是对得起历史?”

由于大型摄影器材消毒难度大,手机成为范士广与团队成员相当关键的拍摄工具,“拍完后,拍摄者从人员通道出来,手机通过污染物通道出来,用酒精泡过,拿出来之后都是湿淋淋的”。

每一次,当范士广把手机重新打开,等待开机LOGO出现的时刻最为紧张,“生怕素材都没了”。晚上回去后,范士广坐在床头掏出电脑和手机备份,一条一条传送视频。“如果视频很大,备份是很慢很慢的。每个日日夜夜都是这么过的,传完那一刻才能安心一点”。

在金银潭医院,一位女患者在离院前拿出纸笔,记下了每个护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,一定要给他们鞠躬;一位市民穿着笨重的皮卡丘套装,举着“谢谢”的纸牌,站在路边数小时为医疗队送行。范士广说:“这是很本真的一种东西。”

“以前我们可能不喜欢喊口号,感觉口号很空洞。”但在武汉经历了一切后,他对“谢谢你们”“武汉加油”这样的字眼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触动。“每一次呼喊,一定有他自己内心的故事和真实的情感”。(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玥)


责任编辑:Har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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